改革雖已近五年,但全國高中仍在逐步摸索適用于“6選3”的具體執(zhí)行方案。
方案的每一次完善,起推動作用的都是改革中一系列問題的爆發(fā)。因此,我們將在本文中,重點討論新高考政策在不同批次省份落地后,學校、教師、學生和家長在日常教學活動中遇到的問題。
學校:師資需求波動大、硬件設施匱乏
浙江作為第一批新高考的試點省份,其省內學校目前仍難解決的問題,基本上是全國所有省份,未來面對改革時都要考慮的問題。首先,在教學過程中,教師的作用至關重要,老師如果不穩(wěn)定,學生學習沒法進行,甚至會出現(xiàn)知識斷層。
對此,杭州一重點高中的受訪教師對我們表示,對校方而言問題最大的就是師資需求的不穩(wěn)定性,“所有7選3科目的教師(浙江地區(qū)多一門技術),每年的十一月和四月會特別忙”。因為教師可能同時要帶學考(學業(yè)考試)班和選考(7選3)班兩種班型,學生的層次和考試目的完全不同;并且由于學生走班,學校很難安排教師代課。
“教師被閑置還好說,對學校而言最麻煩的是師資不足”,該受訪者表示,此時學校所要面對的一大難題就是尋找代課教師。“因為學校編制一旦招滿,教育局就不會再給編制”,出現(xiàn)該問題時,學校一般有兩種解決辦法。一是找與公立校有合作的私立學校教師;二是找高校師范專業(yè)即將畢業(yè)的學生,“這種一般是教高一”。
該受訪者表示,“這些代課老師沒有編制和福利,工資是按代課費計算”。另外學校也會考慮人員成本,招來的代課教師數(shù)量有限,“每個正職教師的工作量基本都會到臨界點”。而且,代課老師對學校而言較難招募,“據我所知,需要大家一起發(fā)揮力量去尋找。不僅是學校和教師,甚至學生和家長都會去找”。
其次,學校還要面對的一大問題,就是硬件設施的缺乏。“3+7選3”的排課安排共有35種組合模式,這對學校的教室數(shù)量有很高要求?!?/span>“不僅師資不足,且場地安排都成問題,所以現(xiàn)在浙江不少縣區(qū)都采用固定套餐的模式”,她指出。
相比于新高考政策已經實行、且?guī)熧Y力量較優(yōu)的杭州,河北承德的一所公立校,則更可能是新高考第三批次省份學校的縮影。
該校的受訪教師對我們指出,河北普通公立高中的師資力量大多達不到“6選3”的要求。“河北大部分學校,一個年級十二三個班、一千人左右。這種規(guī)模的學校老師數(shù)量有限、能排出的套餐數(shù)量必然有限,比方說我們學校就只開了四種組合”,他說道。
因此,如果學生選擇的組合在整個年級都是“少數(shù)派”的話,學校不會開相應套餐,給學生做工作讓他們選擇其他組合;如果選擇某一組合的學生數(shù)量過多,“我們也會勸學生轉其他組合,實在沒辦法就只能從別的年級調教師來兼職”。至于外聘教師過來救急,該受訪者表示,“公立學校普遍可用資金有限,很難負擔外聘教師的成本”。
教師:工作強度大增、教師編制體系急需完善
新高考政策落地后,對教師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作強度大,且任課教師的不可替代性過強。
來自杭州的受訪者對我們表示,除了上文提到的“學考班/選考班”問題,教師需跨層次授課、教學變動性大外;教師的教學安排是“走班”模式,學生選了科目走班,這對走班排課系統(tǒng)的考驗很大。教師如果臨時有事或生病,很難協(xié)調其他老師代課,“名副其實的一個蘿卜一個坑,特別難動”。
其次,這種走班排課的模式,大大增加了班主任管理班級的難度。“班主任也是任課老師,要教一天不同班級的課;自己班的學生也要走班一天上課,只有一天結束后班主任和學生才能一起回到行政班,相處時間過短,學生就很難管理”,該受訪者指出。
另外,廊坊一所高中的受訪教師則指出,改革后教師編制上存在明顯問題。如果某一科/幾科的教師配不齊,學校就要想辦法招募教師。“但公立校受限于教育局安排的編制,新招的教師無法安排事業(yè)編,只能用勞務派遣的方式?!?/span>
“這兩年選課學生多的科目需要招募教師,過兩年風向一轉選的學生少了還得把招來的教師裁掉”,在他看來,但凡有能力的教師,都不愿做以勞務派遣形式入校的教師。賺得少、被裁的風險又高,這直接導致臨時師資相當不穩(wěn)定,“這些都是細節(jié)問題,學校落實時沒人愿管,尤其是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差事”。
山東濰坊一重點高中的受訪者,同樣提到了教師編制的問題。據其觀察山東公立校已有的教師,同樣不存在因選課學生數(shù)量少而裁崗的情況;但也很難出現(xiàn)增加編制的情況。所以如果某一年份選某一科的學生特別多,對應科目教師數(shù)量不足時“只能多教幾個班,實在沒辦法了才會外聘”。并且山東與河北相似,外聘教師沒有編制和福利待遇?!凹热贿x擇接受外聘,那他肯定沒有更好的選擇”,她說道。
據其了解,外聘的教師大多是師范院校的畢業(yè)生;但還有一部分是家庭地址跟公立校更近的私立學校教師。尤其是自己執(zhí)教的科目在私立校選課學生數(shù)量很少的這一批,“如果教得好,公立校一旦擴編,他們也有機會留下來”。
學生:學考難度驟增、興趣與實用的沖突、選擇的迷茫
新高考政策落地,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高中學生。但不同批次執(zhí)行省份的高中生,所遇到的問題各不相同。
對于第一批執(zhí)行的浙江省而言,除“7選3”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考試難度外,浙江地區(qū)考生首先要面對的,卻是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不遜色于高考的學業(yè)水平考試。
“目前各高校通過‘三位一體’提前招生的數(shù)量明顯上升,不少學校對在學考中拿了多少個A有明確要求,只有達到才會給學生‘三位一體’的報名資格”,因此目前浙江的高中對學考的要求明顯嚴格起來。“尤其是最近兩屆學生,學考若無掛科就不允許參加第二次考試,杜絕刷A的可能;對學生日常學習狀態(tài)要求十分嚴格”,來自浙江的受訪者說道。
其次,在該受訪者看來,目前學生在選擇課程時,“一部分是盲從,一部分則受限于成績和個人能力”,學生可選擇的組合,最終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其學習成績。“哪門成績好就選哪門,這其實和新高考政策落地前,學生選文理的角度差不多。”
最后,若學生所選的課程組合所在學校的確難以提供的話,還是要服從學校的意愿。
“畢竟如果真的開課了,選某一組合的學生只有3-5人,和選某一組合的學生有幾百人相比;同一科老師,在兩個組合的學生身上所耗費的精力肯定不同”。因此“少數(shù)派”就可能需花費漫長時間自學,所以學校也會勸學生做調整。
如果學生非要堅持自己的選擇,甚至到了需要轉學、去一個其選擇的組合受重視的高中讀書的地步;首先要面對的,就是很難操作的轉學機制。“在杭州很難調整學籍,轉學一事甚至對未來的高考影響會很大”,她說道。
對于第二批次的山東省而言,考生要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與所在學校的強勢學科相匹配——必須要在自己喜歡的學科和學校的強勢學科中作出權衡。
來自山東濰坊的受訪者表示,“6選3”中的“3”在山東高考中是按全省考生名次計算最終分值,而非學生的實際分數(shù);“例如一個學校物理、歷史是強勢學科,那么學生選這兩科在高考時與全省考生競爭時就有優(yōu)勢”。但如果不是該校的強勢學科,那么在學校里考得再好,在全省的排名也可能不占優(yōu),“這是影響學生選課的關鍵因素”。
另外,該受訪者也指出了與浙江省高中相似的問題——比如學生最終要服從學校的意愿,人數(shù)過少的班肯定不可能安排特別好的教師,“肯定是優(yōu)先保證某一組合選擇人數(shù)夠多的獲得優(yōu)質師資”;轉學同樣難以操作,“學籍能轉過去還好,轉不過去選擇借讀的話,別的學校也不會把其當‘親’學生培養(yǎng)。問題在于學籍基本沒法轉,大多還是借讀”。
最后,該受訪者指出,“雖然改革的好處是學生更有機會自由發(fā)展,但單純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傳統(tǒng)的文理科更利于孩子實際考學”。因為高一入校就要按組合分班,學生完全不知道自己該選哪些課。“高考對他們人生發(fā)展的意義,他們還理解不了。因此的確存在哪一科簡單就選哪一科的情況”,據其觀察大城市的孩子還好一點,三四線城市的學生還是要以家長和老師的引導為主。
對于第三批次的河北和遼寧而言,學生則更多還處于一種迷茫的狀態(tài)。
來自河北承德的受訪者在與我們溝通時表示,除了選課不適配、轉學難操作外,“學生現(xiàn)在并不知道該怎么選課”。在他看來,目前雖然說是學生自主選擇,“但大部分還是老師安排、做工作”。學生真正自己想學哪門就能學哪門的情況不現(xiàn)實,“師資跟不上,學生根本沒有那么多選擇權”。
甚至在來自廊坊的受訪者看來,“最麻煩的是學生本身就逃避選課”。據其觀察,自己所在的高中有不少高一學生,“上課的時候老師管得稍多,就明言不會選他的課”。這直接導致高一不少學生學習態(tài)度散漫,“未來他們總要高考,屆時選完課為了高考會更加疲于奔命,完全沒有長期規(guī)劃”。
遼寧大連一重點高中的受訪教師則對藍鯨教育指出,“這一屆高一馬上就要學考了,但具體的課程組合安排卻沒有下來通知”。之前高二分文理,現(xiàn)在如何分班完全沒頭緒?!靶赂呖几母镌诟鞯氐姆错懞芏啵珜W校沒辦法提前做出相應安排,因為細化政策都沒確定”。
且該受訪者發(fā)現(xiàn),目前與新高考對應的新課改教材,跟文理時代的有不少差別,“因為細化政策的通知還沒下來,我們目前只能保守授課;拿著舊教材,增加一些新課改內容,但這不是長久之計”。在她看來,“細化政策最晚高一下結束時也得拿出來,否則高二都不知道如何分班”。
據其觀察,“6選3”和“分文理”相比,的確有合理之處,“增加了學生的選擇空間和減輕學生負擔是肯定的”。但實際上觀察其他省市的執(zhí)行后她發(fā)現(xiàn),“上了大學問題卻會顯現(xiàn)”。
“比方說一個學生選了物理、歷史和生物,高考考上了某大學的物理系。但學了一陣子不想學了、想轉化學;高中開始就沒學過化學,如何轉系”,她說道,“大學的專業(yè)選擇沒有跟上高中的調整。比方說高中學物理和歷史,大學也應有物理系和歷史系的雙向選擇”。
但問題在于目前大學并沒有相應政策,“原來理科生考大學,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專業(yè)都可以選,如果‘6選3’從高一開始執(zhí)行,那么原來沒選過的,大學再學基本不可能”。
家長:對家長的素質要求過高、出現(xiàn)“家長考生”
新高考政策落地,家長遇到的問題比較純粹。主要分為以下兩點:
第一,家長需要對細化政策有非常深的理解,這對家長的素質有很高要求。例如來自杭州的受訪者指出,“家長一要持續(xù)關注教育局給出的信息,二要持續(xù)關注高校給出的招生信息,并要作出正確解讀”。因為“6選3”給出的選擇路徑數(shù)量遠超過文理分科,“選擇多了,對政策理解不如專業(yè)人士的家長必然會更困惑”,因此家長需耗費大量精力去適應“6選3”所帶來的變化。
而這還是已經歷過“6選3”的浙江家長所遇到的難題。對于第二批、第三批的試點省份考生家長而言,基本是“兩眼一抹黑”。
例如來自山東濰坊的受訪者就表示,“大部分家長都不明白分科組合意味著什么,基本上就是老師怎么引導,家長就怎么執(zhí)行;只有極個別的家長才較懂政策的內涵”。而來自河北承德的受訪教師,基本與其持相同觀點。
第二點則頗具戲劇性:“6選3”催生了一批“家長考生”。山東濰坊的受訪教師指出,據其了解在“6選3”的“3”是按照全省排名計算考生科目分數(shù)后,第一批試點地區(qū)出現(xiàn)很多家長報名參加高考。
“原因很簡單,比方說全省考物理的學生有1000名,一個學生排在900多位,那他按全省名次計算分數(shù)就會很差。但這時候出現(xiàn)1000名家長參加高考報了物理這一科,家長為了孩子肯定會往差里考,那么2000名物理考生,那個排900多位的學生在全省就成了中等生”,她分析道。實際上,這一批家長是拿自己的成績做“分母”,“曲線提高”孩子們的成績。